说蔡锷之三：护国之功

说蔡锷之三：护国之功

文/袁泉

有人说护**动是“***领导的第三次***”，这是我所看到的对护国最简易的定义。忽略各种力量的参与，是为简；把功劳归于个人，是为易。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云南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谢本书一直强调护**动是各派力量的大联合；历史学家金冲及认为***及其追随者不是护**动的主流。值得一提的是，金冲及早在1957年发表的《云南护**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一文中便指出，“二次***”失败后，“***已经完全涣散，内部成员也很复杂，已经不能成为一个可以用来发动和组织***的领导力量”，“为了证明***是***的‘正统’者，硬把一切***的起义的首功都算到***的帐上去，这种说法实在是站不住脚的”。而在1956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的《纪念***先生》！1986年，金冲及又将此文进行修改，更名为《护**动中的几种zhengzhi力量》蔡锷八字考证，成为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文之一。

金先生的学术勇气诚可敬佩，但本篇还是想从推敲金文入手说说护国之役中的蔡锷和唐继尧。先要说一句，蔡端先生一直坚持：护国的功劳属于云南人民。谁也不能说护国之功全属某一个人，本篇只是试图讲述和明晰一些史实。

金先生1957年文章的标题很有意思——“云南护**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是“护**动”而不是“护国起义”或“护国**”，也就是说还包括起兵前的策划和组织，这实际上就把蔡锷排除在外。因为蔡锷12月抵滇时大计基本已定，他虽参与发动了护国起义，但之前的具体谋划肯定没有他，或者说，他起的作用不大，但这不是蔡锷主观上不想，而是客观上不能。

在“护**动”前加上“云南”这个限定词蔡锷八字考证，这实际上又把孙文排除在外。因为“发动”和“策划”不同，后者只需贡献智慧，而前者必须亲历亲为，发挥组织和指挥的责任，所以发动者必定是亲身参加者。我们不能说身在美国的孙文发动了武昌起义，同理，也不能说身在***的孙文发动了云南护**动。孙文派吕志伊去云南活动，先被唐继尧扣押，后又支去南洋。

把蔡锷这个“实力派”和孙文这个“偶像派”都摘出去，有资格有能力“发动”“云南护**动”的就剩下唐继尧，而通过一大段论证，作者得出结论：唐继尧反袁“态度纯然是被动的、投机的，自然不是护**动的真正发动者”。既非“外人”又非滇督，还有谁呢？当然就是“辛亥***时期受过***民主主义熏陶、参加过推翻清朝机构建立民国的云南新军军官”（这里少了一个“们”，老实说，金先生文采略逊，行文稍显枯涩，幸好无关宏旨），如罗佩金、刘云峰、邓泰中、杨蓁等人。

在我看来，此文的核心论点在于否定唐继尧参与护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至于抑蔡抑孙，通过论题已经一目了然。但在论及蔡锷出京返滇一段中却有舛误，比如，说“蔡锷是12月2日方才离开北京的”，显然有出入。当时的《机构公报》中有几段记录——“十一月一日，蔡将军请假。蔡锷请假一星期”，“十一月十七日，蔡松坡赴津就医”，“十一月十八日，蔡松坡将军又续请病假”，“十一月二十二日，蔡参政续假七日”，“十一月二十六日，蔡锷南下。蔡锷已于十九日南下。蔡督办赴日就医。经界局督办蔡锷现患喉症将往***箱根，迁地调养，呈明以三个月为限”。11月22日，蔡锷给袁世凯写信，提出想“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月”；过了几天，又呈一文，说“查***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袁世凯的批复是“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这就是上一篇中说蔡锷“大摇大摆离开北京”的依据。据蔡锷的秘书长周钟岳的说法，这两篇给袁总统的呈文都是他代写的，其时蔡锷已经不在北京。所以，我国社会科学院李新、李宗一编著的《****史》认为蔡锷是11月18日乘“山东丸”去***的；还有一种说法是11月11日。不管是哪天，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蔡锷赴日的时间当在11月22日之前。

想必随着史料的不断被发掘，金先生也意识到有问题，所以在1986年的《护》文中完全删去了蔡锷出京一段，不仅如此，连蔡锷也很少提及。所谓“护**动中的几种zhengzhi力量”，其实只写孙文及中华***党和梁启超及进步党两派，蔡锷和唐继尧俱不论。也许在金先生看来，他们既非***又非进步党，不能算作“zhengzhi力量”。然而，讲护国而不提蔡唐，就好像讲美国自立不提华盛顿、讲古巴***不提格瓦拉，在云南和护**中，真正有权威的不就是这两位吗？强调蔡锷抵滇之迟并不能抹杀他对云南护国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肯定比孙文和梁启超要大），而强调唐继尧之畏缩犹疑亦不能无视他对护国起义乃至整个护**动走势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肯定也比孙文和梁启超要大）。

毫无疑问，唐继尧当然是护国主将之一。尽管他在护国之后迅速堕落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且劣迹斑斑，导致总体上历史地位不高，但就事论事，他支持反袁，违抗袁世凯的命令保护包括蔡锷在内的一批反袁人士安全入滇，使云南成为护国**的策源地，这一贡献和功劳不可抹杀。同样就事论事，唐继尧在反袁的问题上确实犹豫过。他既放民党人士入境，又公然接受袁世凯授予的爵位；他一边派亲信到部队中打探风声，一边架起机枪胁迫省议会赞成帝制。当然，可以说这是韬晦之计，是在蒙蔽袁世凯以便为起义争取空间和时间；也有人说，如果唐不反袁，蔡锷根本进不了云南。这些听上去似乎都有道理。

但是，换一个角度分析：如果云南其他军官不反对帝制，唐继尧自己会鼓动大家反袁吗？蔡锷身处北京，就在袁世凯的眼皮底下，尚且积极策划倒袁，设计出京，越洋跨海辗转潜回云南起事，他所冒的风险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全家的（蔡端先生回忆，护国事发后，祖母每天都要抱着他到山里去以躲避追查，从早躲到晚。适值隆冬，不满两岁的他因此染上了重病，险些送命。这是他的长辈告诉他的）。而唐继尧远离京师且拥有一省之兵，却一度犹疑观望，举棋不定，这实际上称不上韬晦之计，因为还没有确定的目标；他对前线的补给极为吝啬，对肇庆军务院的虚衔却非常热衷。

唐继尧为护国反袁立了功，这不可否认，而他有私心也是事实。实际上，他的反与不反，出发点都在自保。在**中蔡唐二人出现分歧，根源就在于动机的不同。站在某种立场上看，唐继尧的动机不无道理。你蔡锷一个湖南人跑来云南借兵打皇帝，实以千人之命成自己一人之名（在蔡锷从前线屡次急电催饷时，唐继尧复电中便有“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语），所以在蔡锷军中也不是没有反对他的声音。而滇人唐公为本省计，想的是如何既完成倒袁大业，又尽量节省和保存云南本就不多的资源和官兵，有什么不对？

这种想法在当时虽非主流，但也有一定代表性，特别是当战势蹇滞时，它更会成为厌战情绪的源头，可以想像，对指挥官蔡锷来说这确实是一大隐忧。而如果唐继尧真的是爱护云南，其局量虽不够大，然用心总还是向善为公的（只是这个“公”小了一点）；可事实并非如此，唐继尧保存实力不是为了云南而是为了自己，其后，云南的子弟兵便成为他自张的武器，内斗的炮灰。

1917年，唐继尧任三省靖国联军总司令；1918年，自命为八省联军总司令；1923年，自称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可无论唐继尧的头衔多么冠冕堂皇威风凛凛，在他的麾下，那支曾经为捍卫共和立下卓越功勋的滇军再也不是为国无私、英勇无畏的正义之师了。

某些滇籍人士总想为护**动中的唐继尧正名，甚至不惜抑蔡以扬唐。其实，蔡唐二人的护国之功是并列的而不是相互抵消的。如果我们调整一下历史的焦距，不只盯着1916年，真正为云南、为云南人民赢得声誉和荣耀的又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