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天龙的老家是哪里

【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区别究竟在哪里】

看的书多点，这个问题慢慢的也就想明白了。路易斯.宾福德说新考古学有三个目标：复原历史、复原人类生活、复原文明化进程。他认为第三个目标是新考古学研究的重点。窃以为这三个目标也是传统考古学者所要努力做到的。但传统考古学多采用比较民族学归纳法、历史文献佐证法及经验推断法，而新考古学采用做出科学假设尔而后进行科学验证的方法，二者相较，新考古学在客观的物质遗存与主观的精神世界间搭建了一条更科学、更标准、更理性的道路。这是其一。其二，新考古学深受系统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影响，将考古遗存看作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变量，说白了要对其进行动态研究而非静止研究，这也影响了田野操作方法。有别于传统考古学的就遗存论遗存的倾向。那么是不是就说新考古学优越于传统考古学，可取而代之呢？窃以为在中国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心，不能讲新考古学的那套东西直接套用。一，不管是新考古学还是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都要从实实在在的考古材料出发，“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有半分材料说半分话”（有十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出现西方新考古学大行其道之时抛弃考古材料的做法。二，中国的历史文献及其丰富，不可能完全脱离其影响。新考古学的发轫地美国认为历史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学科，不去探讨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对当今社会毫无意义，这与中国重史的传统背道而驰，所以在美国，新考古学可与文化历史传统考古学割裂，中国则不行。其实今天的中国考古学要向“大学科”的方向发展，今天的中国考古学已有了自己的学科理论，有了自己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改变历史学的工具学科这一定位，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凡是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的东西都可以融入考古学的研究。关于传统考古学与新考古学随感在本世纪初期，欧美考古学主要的工作也集中在发现新材料、建立年代学和推溯文化及文化成分的起源、发展等所谓的“文化史”工作上；虽然美苏两国政治立场的对立，但到了三四十年代，与欧洲考古学的历史学传统不同，美洲考古学由于其与人类学的密切联系，这一背景致使其不断受到人类学理论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功能主义和斯图尔特文化生态观，加之一些学者也表现对学科在方法论和研究层次等方面暴露的问题表示担忧，逐步提倡考古研究不但要描述“物”而且要理解“人”，对人的社会文化进行深入揭露。但北美文化人类学不同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传统，它是将考古学研究的内容全部纳入其文化系统，摩尔根、怀特等人把文化看作三层结构的蛋糕“技术经济、社会组织、意识观念”，斯图尔特又将生态环境列为文化的基础，文化系统形成四大子系统。由此北美考古更加重视环境研究，聚落考古更多地与环境研究相伴随。1948年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泰勒系统地批判了物质文化史编年的缺陷，认为其缺乏对古代人类社会的洞察，提倡一种“缀合的研究方式”即把遗存功能“缀合”起来，在物质文化基础上加强人类行为内容的探索，复原古代文化。但其始终未能提供一种具体的方法，指导这种社会文化的系统研究。而把聚落形态当作一个方法论，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则始于安地斯山区研究所在四十年代从事的秘鲁北部海岸的“维鲁河谷研究计划”。参加了该项目的美国学者威利，1953年在其发表的《秘鲁维鲁河谷史前的聚落形态》一文中提出“聚落”一词，将聚落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种方法论，对个人实践进行了总结，在美国考古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宣告了美国考古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聚落为研究单位的尝试，给自柴尔德系统定义考古学文化始，以物质文化“区分文化群和各种民族、寻找它们的差异，活动地区和活动行为[1]”却始终无法深入到人类社会单位的传统研究方法指明了方向，也最终导致西方考古学中关于“文化”定义的人类学回归。1962年，刘易斯·宾福德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一文，成为“新考古学”的宣言。这里所谓的“新考古学”，宣扬行为与物质遗存的直接联系，特别是文化的生态性和过程性，这又似乎与“聚落”这种研究方式形成某种先天的一致性。“新考古学”的支持者，由于多为文化人类学者的眼光，遂在他们研究中的文化一般是“多元结构”即生态、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观念，特别是转向以聚落为研究单位后，更新添了几分其文化观的合理性。包括柴尔德也对其最初界定的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不断更新[2]，逐步将考古学中的文化定位于经济、社会和意识三方面。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同时也认为考古遗址直接或间接地保存了人类文化及社会所有方面的资料，物质的和无形的资料都可以完全被记录下来，其载体就是物质遗存，可见以物质遗存为范畴的传统考古学文化在其“新考古学”之文化的研究中仍是最根本的材料。英美新考古学口号的提出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加速了中国考古学在向文化过程与社会进程探索上的步伐，但正如张忠培先生所（中国文物报具体那哪一期不记得了）指出，对于广义的社会文化从来就是考古学的目标。只是中国多数考古学者主张将考古学文化限定于可见物质文化遗存上，以此来讨论社会文化，这也扎实了考古学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特色性学科的根基。但我们也清楚的看到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组织考古材料的研究手法，仍然存在很大缺陷，特别是考古学文化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深入到人类社会群体的集体形态时，仍然力不从心，面对此问题，研究者要么转换视角，寻求更为切实的研究单位，或在原有考古学文化的基础上，将考古学文化这一单位进行细化，深入到社会群体，由此，聚落这一研究单位为研究者所逐步重视。于是，聚落考古成为传统考古学与所谓新考古学的最佳契合点。[1]焦天龙：《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南方文物》，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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